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共同犯罪主从犯认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规定于《刑法》靠前百六十三条，规制的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这个罪名在实务中单独犯罪居多，可一旦涉及共同犯罪，主从犯的认定往往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

坦白讲，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好把握。我翻了近年公开裁判文书，同案被告人因主从认定不同导致量刑差出一倍以上的情况并不少见。所以值得掰开揉碎来说。

一、共同犯罪的基本前提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职务犯，核心构成要件是“利用职务便利”。这就带出一个问题：没有职务便利的人，能不能构成共犯？

能。

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非身份犯可以成为身份犯的共犯。最典型的就是家属参与收钱。行贿人把钱送到家里，配偶收了，事后告诉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授意配偶去收。配偶本身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但其行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与正犯的职务行为形成了物理或心理上的因果联系，可以构成共犯。

这一点在实务中争议不大。真正难的是，同样是共犯，谁主谁从。

二、主犯的认定逻辑

主犯的标准，刑法第二十六条写的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落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里，把握住两个维度基本不会偏太远：

靠前个维度：职务便利的实际操控者。

受贿罪的核心资源是“职务便利”，谁享有这个便利、谁决定把这个便利“变现”，谁就掌握了犯罪的核心环节。一般来说，直接利用职务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人，认定主犯没有太大障碍。哪怕钱不是他亲手收的，只要行贿人看中的是他手中的审批权、采购权、定价权，他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就是支配性的，别人替代不了。

第二个维度：犯意的提起者和促成者。

有些案子中，收钱的是一线业务员，但拿主意的是上面分管副总——业务员只是在副总的示意下把供应商选了上来。这种情况下，犯意源于更高层级，且更高层级用其管理权去影响结果，副总即使没直接接触行贿款细节，主犯认定也会往上落。

说白了，判断主犯，看谁离“职务便利”最近。

三、从犯的常见情形

实务中被认定为从犯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1）家属或特定关系人单纯经手财物。 配偶或其他近亲属只是代收钱款、保管款物，没有参与利用职务便利谋利的过程，对行贿人没有直接影响，通常认定从犯，甚至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2）中介型帮助行为。 有人从中牵线搭桥、帮忙传话、创造受贿条件，但不掌握任何职务资源，行贿人不看他的脸色，这种人司法实践中一般认定为从犯。

（3）被动配合的同类职务者。 比如一个审批流程需要多节点把关，其中一人是中坚，其他节点人员只是碍于情面或惧怕穿小鞋予以放行，事后分得的利益也明显较少。司法实践中，对后一类节点人员倾向于从犯处理。

（4）受指使执行的非核心人员。 最典型的是按照上级指示操作供应商选聘的下属，其对受贿事实有认知，但决策自主权有限，在不法利益分配中份额较小，也可能被认定为从犯。

这里有个点值得注意：从犯认定不能只看“钱拿得少”。我在几份判决里见过分钱很少但地位不低的情况，被告人拿一成利润却主导了整个权钱交易流程，法院照样认定主犯。钱多钱少是结果，主从看的是“对犯罪进程是否起主要作用”。

四、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争议的几个细节

其一，两个以上主体都利用了职务便利，是否必然都定主犯？

不是。要区分谁的职务便利对谋利结果起决定性作用。例如一个采购案中，技术部确认供应商资质，采购部执行下单，两人都收了钱。如果技术部完全依据采购部圈定的候选名单出意见，技术部人员的职务便利实际上已经被“限缩”了，虽然也是实行犯，但作用可能弱于采购部人员，具备从犯空间。反过来就倒过来。

其二，共同受贿数额如何认定？

实践中对共同犯罪的处理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也就是说，一旦构成共同犯罪，各共犯人对共同受贿的总数额负责，而不是只对自己实际分得的部分负责。但从犯的认定会影响基准刑的选择，进而影响最终刑期。这就是为什么主从之争在庭审中如此重要。

其三，家属知情但未参与的，怎么处理？

单纯知道配偶收了钱，没有收受行为、没有帮助行为，一般不构成共犯。可一旦有“帮助收受”或“事后掩饰、转移”行为，性质就变了。尤其要提醒的是，哪怕只是按照授意把款项转进某个账户，这种行为实质性增加了司法机关追查的障碍，容易滑向共犯。

五、辩护中值得关注的操作点

如果当事人被指控为该罪的共犯，需要尽早厘清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其与职务便利之间的距离，是直接行使者，还是提供辅助、见证、转达角色？另一方面，审查其在整个不法交易中的地位——是否参与预谋、是否影响行贿对象确定、是否在分赃中起决定作用。

客观地把不利因素先摆出来，这是评估案件质量的基本功。我总讲一句话：真正专业的法律顾问律师不会先拍胸脯，他先告诉你风险在哪。一个听不得半点坏消息的当事人，也很难在庭审里顶住检察官的追问。

主从犯的认定说到底是一个“作用力”判断，看这个人在共同的权钱交换中，是不可或缺的引擎，还是可有可无的零件。

你说界限模糊吗？有时候是的，但它在每一份判决书里的落点，最终都会回到证据和细节上。

本内容仅为法律知识科普，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法律顾问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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